摸排单身汉，政府请红娘：大理州出招解农村婚配难题

▲ 2023年8月，云南大理，巍山琢木郎彝族村，村民聚餐。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3246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 大理州摸排出的三万大龄单身男性，大多数是农村户籍。婚恋机构举办农村专场、老年专场等婚介活动，“分门别类”以提高成功率。

• “大理肯定不是最严重的。”黄振华认为，农村男青年婚配难的局面，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是需要正视的客观状况。

• “奖励红娘的做法不宜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如果未能正确处理，有可能诱发骗婚和‘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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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晶

责任编辑｜谭畅

为农村大龄单身汉找对象，正成为云南大理州政府的头等大事。

全州摸排出35-55岁未婚男性32844人，将通过政府牵线解决一批、自由恋爱解决一批的方式，逐步解决未婚大龄青年婚姻问题——这是大理州民政局近期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的消息。

据大理州政府网站，当地成立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大理州民政局，主任由大理州民政局主要领导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组成，确保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有人管有人抓。

大理州还发挥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机构的作用，拓宽农村青年找对象的渠道。当地一家民间婚恋机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公司已被纳入政府合作的婚恋机构，会组织公益性质的相亲活动。

这位婚恋机构负责人了解到，政府摸排出的三万大龄单身男性，大多数是农村户籍。在他看来，大理州如今的困境，也是全国婚恋市场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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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面，牵线搭桥

大理此番广受关注，缘起于政协委员的一份提案。在2024年2月大理州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在全州范围内支持成立县级婚姻介绍所的提案》。2024年8月，这份提案转交至大理州民政局，该局经过专题研究后给出答复，并发布在大理州政府网站上。

在答复中，大理州民政局称，将积极开展倡导婚育新风工作，印发《建立大理州倡导婚育新风工作协调机制的通知》，形成上下联通、同级配合的工作格局。答复还称，2023年10月以来，对大理州35-55周岁未婚男性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截至2023年9月底，全州共摸排出35-55周岁未婚男性32844人。通过摸排，提出了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的工作措施，形成了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上述答复介绍，将组织搭建农村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平台、婚恋交友平台、婚姻服务平台，聘请妇女干部担任“公益红娘”，为未婚青年提供免费婚恋服务；发挥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机构的作用，拓宽农村青年找对象的渠道；为男女婚姻搭桥牵线成功的婚介所，适当给予服务机构运行资金支持。

“这些公益性的活动，也一直在做。”上述大理婚恋机构负责人说，在大理州民政局摸排大龄未婚男性前，该公司已与大理州民政局展开过一些合作，为大龄单身男女举办公益性质的“牵线搭桥”活动。随着这项工作常态化开展，该公司与大理州民政局的合作更多，通常是民政部门提出方案，由该公司来执行。

这位负责人解释，对于婚姻带来的情绪价值、生育价值、生存价值，不同人看法差别很大，但还是会有一些共性。他们需要做的，是把这些共性找出来，让看法相近的男性和女性适配。

因此，他们举办婚介活动时，也会“分门别类”以提高成功率。比如，他们会专门举办农村专场、城市专场、中青年专场、老年专场等。通过大理州民政局分享的摸排信息，这些大龄单身男性，大多数是农村户籍，大理城区的很少。

“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位负责人介绍，面向社会人士开展婚介服务时，他们会收取费用，但与政府合作办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截至目前，他们在全州开展婚介活动数十场，每场人数在几十到几百人不等。

前述对政协委员的答复称，大理州广泛吸纳热衷“牵线搭桥”的热心党员和干部群众，成立县（市）、乡（镇）、村（社区）三级红娘月老志愿服务队，并建立公益红娘月老信息交流群，统筹辖区内大龄未婚青年信息，更好提供精准免费婚恋服务。全州现有公益月老婚恋点23个，月老60位，辐射全州8个县市。

对于下一步工作，上述答复介绍，将对排查出的未婚青年，按年龄段、择偶要求在“5·20”“七夕”等特殊时间节点到各乡镇适时开展联姻会活动，通过政府牵线解决一批、自由恋爱解决一批的方式，逐步解决未婚大龄青年婚姻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大理州民政局，截至发稿，对方未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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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不是最严重的”

据媒体报道，大理当地一位婚恋机构工作人员称，之所以要对未婚男性进行摸排，民政部门的考虑是，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如果被长期“剩下来”，年老以后将成为“负担”。此外，大量未婚人口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分析，家庭是社会稳定器，是规避一些社会矛盾的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会有动力去做一些工作。所以，他能够理解各地移风易俗、开展“公益红娘”等工作的初衷。

黄振华所在的研究机构自2006年开始，持续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不同主题的田野调查。根据他的观察，近十年，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婚配难的情况，并且呈逐年加剧的趋势。

2024年1月底，黄振华发布《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这份基于全国26个省（市、区）、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报告指出，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

黄振华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男女比例失衡，农村地区长期的“重男轻女”现象造成在农村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例不够均衡。在这一基础上，年轻女性外流的数量更多，而且会倾向于在外结婚，男性则倾向于回到家乡成家。“女性本来就少，去城里不回来，就更少了。”

他认为，农村男青年婚配难的局面，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是需要正视的客观状况。

“农村（大龄未婚问题）是很严重。”武承睿是云南一家NGO组织的负责人，曾数次到包括大理在内的农村地区调研，发现有些问题严重的村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适龄男性没有婚配。

即便能够走进婚姻，离婚问题也突出。在一所村落里的小学，武承睿发现，有28%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大理肯定不是最严重的。”黄振华分析，大理州的婚恋观念与大部分地区相当，并不是“重男轻女”最突出的地方。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大理州常住人口为334.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168.9万人，占总人口的50.54%；女性人口165.3万人，占总人口的49.46%；总人口性别比为102.2（以女性为100），比上年降低0.1。

这一比例，甚至比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还更为均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04.49（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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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婚姻减负”

官方出面鼓励“牵线搭桥”的举措，不仅仅出现在大理州。2024年1月中旬，南方有三个村庄接连发布《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其中写明，凡给本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600-1000元奖励。此前，陕西、河南等多地曾有类似奖励办法，鼓励牵线人为单身男青年提供婚恋服务。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研究农村婚恋问题十余年。她说，这一类举措对缓解年轻人婚恋交友难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各地在实施类似工作时，需要加强资质审查与管理，杜绝“骗婚”“买卖婚”等情况发生。

“奖励红娘的做法只能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不宜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作为政府的治理行为。如果未能正确处理，有可能诱发骗婚和‘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合问题。”靳小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味奖励红娘但缺乏合理科学的监管，有可能缩短男女双方沟通了解的时间，刺激“闪婚闪离”问题出现，对婚姻质量有一定负面影响。

靳小怡认为，造成农村大龄男性结婚难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出生性别比问题，日益高企的彩礼、农村“男高女低”的传统择偶模式、女性结婚意愿下降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男性成婚难度。综合而言，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性别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男性成婚难的问题。

她认为，要想缓解农村大龄男青年婚恋难的问题，需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减少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切实提高女性婚育意愿。还应加强对大龄未婚男性的职业培训，并做好对大龄未婚男性及其父母的经济扶助和养老保障。

靳小怡建议，政府应为婚姻减负，减轻青年购置婚房等的经济压力，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婚用专项经济补贴支持，通过立法，保障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借助大数据、融媒体等信息技术，加强婚恋服务的线上宣传，提升婚恋服务的知晓度和利用率；以“精准对接、边远地区扩大覆盖面”为原则，在线上搭建农村青年信息库，线下组织跨单位、跨区域的交友活动。针对农村大龄未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农村青年等不同行业青年的婚恋难题和不同特点，尊重个性差异，分类精准施策，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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